一九五九年，我在胶林环抱的新村读高小，学校来了个新校长，他上任后规定每逢周一校长训话后，由他指定高年级的学生上讲台报告新闻，宗旨就是鼓励学生多阅读课外书报，提高语文水准，增广时事知识，尤其是当时学生读物非常匮缺。
校方这一规定，身为学生的任谁都怕被校长点中，上台当众献丑，为了免去尴尬的场面，同学们平时在下课时都争先恐后涌到阅览室阅读唯一的《星洲日报》，眼明手快的同学还朗读，抄写，背诵。我是其中之一，心忖机会总会留给有准备的人，更何况令人望而生畏的校长也是我们的班主任兼华文导师，我又是班长，犯错罪加一等。
由于当年母校的规定，竟然培养了我热爱阅读报章的习惯，习惯生自然，就延申到其他课外书籍。
七十年代，我回母校当临时教师，过后离乡背井到到边佳兰当英文老师，两年后才当任班主任兼华文老师，负责壁报出版股。我在班上订阅《星洲日报》，时常在课堂上提起日常生活的社会现象，除了鼓励学生写日记，自己也在课余涂涂写写，尝试投稿星洲日报的副刊，《行业与生活》，《星云》，《文艺春秋》。我也将学生的习作投到《新苗》版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学生的作品竟然全版刊登，对我，对学生们都是莫大的鼓舞！三块钱的稿费换来小学生精神上的满足感，成就感，他们个个雀跃万分，见人手舞足蹈。
一九七五年，在柔南区派报代理商朱水霖先生的推荐下，我担任《星洲日报》驻边佳兰的通讯记者，直到我调回家乡服务。退休后，偶尔也涂涂写写总是天天追看《活力副刊》《星云》版，乐此不疲。
《星洲日报》与我不解之缘的种子竟然是当年母校校长用心良苦的栽培，灌溉而开花结果！想起往事怎不教人唏嘘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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