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父辈们说当时志群学校是当地的潮州帮成立的，侨领是张清波先生，他就是第一届董事会的董事长，刘泽成是总务。我在一九六〇年毕业，颁发毕业文凭的是该校董事长刘泽成先生，他是受英文教育的村长。
侨南学校是由福建帮侨领苏伦有领导。童年时这两个地方领袖的形象被乡亲父老们昵称为毛泽东与刘少奇。
上面插图照片是母校的礼堂，创校初期教员的办公室就设在里边，铁闸门外是每逢星期一的周会集合场所。
五六十年代，学校下午十二时半上课，傍晚六店半放学。当时新村里的孩子，男男女女都须要帮父母到胶园拜树头，割胶，收胶汁后才能上学。初创时期，好多学生是超龄生或插班生。我是火炬年代的超龄生，九岁才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。
1955年正月，中江学校正式开学了。我凌晨跟随母亲割胶，提早回家烧柴取火煮了稀粥，淋些酱油，草草吃了午餐，听到预备钟声响起，拔脚就跑步到学校上课。
我一年级的班主任就是陈秀琳老师。我迟至一年级才开始学习执笔，慈善的陈老师巡视课堂时，偶尔还握着我的右手，教我写自己的姓名。我姐姐就是她婴儿的小保姆，常常在课堂上看到大姐抱着婴孩给陈老师哺乳。陈老师的威严镇摄着，大家埋头写字，一点也不觉得尴尬。
或许我当时太顽皮好动，上课第一天就被图工老师，外号叫“红毛丹头”发型的盛老师罚站并自拉耳朵，原因是换节空挡，接班老师还没来，我擅自离开座位。
由于我家境清寒，母亲在1958年难产而死，父亲工作不顺，正所谓“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船破又遇打头风”。身上没有零用钱可花，下课时只能眼巴巴看着同学们向食堂蜂涌而上，自己腼腆躲在课室外面的自来水管，伺机偷偷喝口水解渴，甭想裹腹之食。
1959年，李汉槎长校时期，学校实行好多规划，晚见不许学生户外活动，必须留在家里温习功课。李校长会亲自出巡视察，被抓到犯规的学生，往往会被校长处罚。
每逢星期一周会师长致词或训示后，校长会挑选三几位高年级班的学生上讲台报告新闻，这项措施主要是鼓励，训练学生养成天天勤于阅读报章的好习惯。我是这项计划的得益者，如今想起，我得益非浅。当年在乡下，除了学校后面教员宿舍中间的阅览室内两份中文报，《南洋商报》，《星洲日报》外，其他书刊非常有限。像我这样的工读生想接触报纸，机会非常渺茫。幸亏我“以纸养纸”，解决了阅读材料的困境。
1960年末，我小学六年级毕业了，在毕业典礼上，校长宣布我被学校遴选为第一届全校模范生时，我有点紧张，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。同年小六离校统考又及格，有机会升上中学。我感到非常荣幸，自豪地从董事长刘泽成手上接过一对钢笔与相簿，相簿封套镶着当代影后林黛的照片。
1967年，母校张慧珍老师生产，李校长急着要我回校当四十二天的代课老师。方正我当时是在峇株吧辖海漧街当米店苦力，父亲认为教书比较适合我，于是我毅然答应了，即刻回乡，道貌黯然，当起家乡学弟学妹的老师了。月薪一百二十多块，比起米店的五十块，当然还是挺划算的。
1968年，母校擅长讲故事的史地老师熊锷麟老师病故，我又从峇株吧辖爱群女校回母校服务，担任4B班的班主任。到了1969年，在交游广阔的李校长推荐下，我无奈何，离乡背井到人地生疏的四湾岛当英文老师。
如今，离开母校这么多年，想起童年往事，辛酸涌上心头，然而在母校那几年的学习生活情景历历在目，师长的嘘寒问暖，莫不教人倍感温馨；母校的一草一木，莫不让我回味无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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